德国外交部长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53岁）年轻时，曾在吉森（Gießen）的一个大学生合租集体中生活了15年。施泰因迈尔在接受青年杂志《Jetzt.de》的采访时，回忆了那一段生活，其中包括他和舍友制定清扫计划、畅饮罐装啤酒，他们自发组织的“自我发现男生小组”，以及他在“巫婆楼”中孤独的博士学习。
    第一部分“同志，你也要保持厨房的卫生！”
    提问：施泰因迈尔先生，关于您在吉森的大学生合租房中生活的时间，有好几个不同的说法，那准确的时间到底是多长呢？
    施泰因迈尔：将近15年，从1976年到1991年。
    提问：家长们往往认为，大学生合租房中的生活就是一场永不散场的派对。您在那里呆了那么长时间，您的母亲是否抱怨过？
    施泰因迈尔：在我出生的地区，人际关系比较简单。在我的家庭里，甚至在我们生活的村子里，能完成高中学业就已经有些不寻常了。上大学就更了不起了。我想，那时候我母亲不太关心我的居住问题。只要我有地方住，她就放心了。
    提问：您是如何找到吉森那家老烟草工厂中的房子的呢？
    施泰因迈尔：我到吉森办理入学登记的当天就找到了那个小房子。在黑森州有很多老烟草工厂。这套位于吉森大街的住房被分成两部分。我和我女朋友住一半，另一半住着佩特拉（Petra）和艾哈迈德（Ahmed），后来我第一次周游土耳其就是和他们一起。后来，在我们的一边又组成了一个新的合租群体。最先加入的是我的朋友迪特里希（Dietrich），他后来成了精神病医生，目前也住在柏林。后来这个群体发展到5个人，共有7间房间。
    提问：合租房中谁做主呢？
    施泰因迈尔：迪特里希和我是合租群体的核心。当时这座房子的地下室还扔着一台油乎乎的大众汽车发动机，以及一排从福特12m型车上拆下来的后座，是我们俩把房间收拾干净的。
    提问：作为最先搬进来的人，您挑选了后来者。那您又是如何认定他们是否能够成为合租伙伴的呢？
    施泰因迈尔：后来的合租伙伴在搬来之前，其实都多少和我有些交情。申请合住的人，都是我在大学生政治小组中认识的。今天早晨我还在柏林拜访了他们中的一个，他是当时被我选中的一个。他当时自己粉刷了房间，置办了所有东西——不过他最终却没搬进来。这当然让后来接手这个房间的人非常高兴。
    提问：如果当时安吉拉·默克尔（现任德国总理）也申请加入，您会批准么？
    施泰因迈尔：这个嘛，在集体中取得一致意见可不是那么简单的……
    提问：您的房间租金多少？
    施泰因迈尔：在今天看来，当时的租金实在很便宜。我想，大约是120或者140马克每间房吧。
    提问：谁来计算电话费？
    施泰因迈尔：在电话上有个计时器，当然总有人忘了在打电话后记上自己的名字。不过我们很快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决定：所有那些未记名的电话费，都要在月底统计并平均摊派给每个人。
    提问：谢尔夫（Henning Scherf）曾经担任过不莱梅的市长，而他今天还住在大学生合租房中。他说：“合租房中最重要的事是，打电话要记录。”
    施泰因迈尔：我说的办法确实奏效。如果电话记录的制度能在合租房中人性化运作起来，那么打扫卫生和洗衣的制度也不会遇到困难。如果电话问题上有障碍，那其它方面也会出问题。我们当时一直在试图制定一个打扫卫生的计划表。我们在厨房门口贴了一张宣传画。宣传画上是一名前苏联的共青团员喊出一句口号：“同志，你也要保持厨房的卫生！”
    提问：1998年大选后，您搬进了“总理合租房”（Kanzler-WG。编者注：这里指总理府，施罗德1998年当选总理后，施泰因迈尔是总理府主任。），这里是不是也挂了一张这样的宣传画？您当时和施罗德、他的办公室主任、文化部长、经济国务秘书塔克（Alfred Tacke）以及绿党的乔丹（Pico Jordan）住在一起。
    施泰因迈尔：没有，那完全没必要。我们很幸运，不光是打扫卫生，就连做早饭都有别人替我们代劳。
    提问：您在吉森的合租房请过清洁工么？
    施泰因迈尔：没有，我们都是亲自打扫。我们的理念是：不能允许让别人为我们劳动。
   

[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