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着父母被驱逐出德国时所持的护照，澳大利亚籍的犹太人后裔那什（Peter Nash）泪流满面，双手不停颤抖。护照中的一个代表犹太人的字母“J”（德文的犹太人“Juden”的首字母）决定了百万犹太人和那什一家的命运。
那什家的这张护照和另外18张犹太难民护照一起于几周前在上海被发现，这是迄今为止有关上海犹太难民资料的最大的发现。这些护照十分珍贵，现在也许只有几十本存世。
1938年，纳粹德国进行种族清洗，18000名犹太人来到上海避难。上世纪七十年代担任了美国财政部长布卢门塔尔(Michael Blumenthal)就曾经是随父母逃往上海的犹太难民。大量德裔、奥地利裔犹太人的涌入，使上海虹口区犹太会堂附近的街区有了“小维也纳”和“小柏林”之称。该犹太会堂在去年被返修为一个高级餐馆，其中设置了一个长期展览，以展示二战期间犹太人在上海的生活。
彼得-那什1935年出生于柏林，原名彼得-那赫姆施泰因（Peter Nachemstein）。那赫姆施泰因一家躲过了纳粹分子的迫害，乘船从北德逃往中国。他们经过苏伊士运河（Suezkanal）、科伦坡（Colombo）和香港，最后来到上海。由于家境殷实，在旅途中，那赫姆施泰因一家持德国护照，享受着由德国侍者服务的头等仓待遇。而其它犹太难民大都被纳粹分子剥夺了财产，除了随身行李，一无所有。
70年后，上海古董商杨平梅展示了19张陈旧的德国护照。德国企业家托马斯－多恩（Thomas Dorn）马上意识到，这些护照都是珍贵的历史文献，“仅从封皮上的鹰徽图案看，我就知道它是几十年前的护照。而第一页的字母‘j’则表示它来自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托马斯－多恩1989年来到中国，2001年起开始在上海工作，现在是德国商会的主席团成员。通过这些护照的发现，他开始重新审视上海。
于是托马斯－多恩开始了调查研究的旅程。这些护照中有5张护照上登记有儿童的名字。在因特网上搜索后，他首先找到的就是彼得-那什，现居住在悉尼。托马斯－多恩决定亲自调查彼得-那什从柏林到上海，再从上海再到悉尼的整个过程。他说，“希望能找到亲身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并分享他的经历，是我不断挖掘这段历史的动力。”
1939至1949年间，共有400名犹太人的孩子在上海出世。对于那些依然健在的难民而言，在上海的经历是他们不可磨灭的记忆，而这些护照的重新发现对他们有着重要的意义。从护照上的入境印章可以追寻他们逃亡的足迹，许多护照是其主人存世的唯一遗物了。
彼得-那什用夹杂着英语口音的德语说道：“他的发现（犹太人护照）让我欣喜万分。”那什多年来一致致力于纳粹时期犹太难民历史的研究。3年前当上海发现一张犹太护照时，彼得-那什还协助了调查。多年以后，他有幸再次目睹自己亲人的护照，并希望能永久珍藏它。他说：“这不仅是犹太人在上海的历史，也是我家庭的历史。我希望能把它传给我的子孙后代。”
但护照的发现者——古董商杨平梅只是短期借出护照，并希望最终作为展览之用。托马斯－多恩希望他能改变主意，将这些护照归还给它真正的主人，“每份护照都包含着血泪和悲痛的历史，我们不该用它牟利”。
附注：老上海的犹太会堂
拉都路新会堂
1941年，一座能够容纳1000人的新会堂在拉都路的102号落成。不久即被日本侵略军占领。
摩西会堂
1902年，那时上海俄罗斯犹太人已有25户，他们即组织了自己的教会，并在5年内建造了摩西会堂。随着上海俄罗斯犹太人日渐增多，1927年，摩西会堂迁址到虹口华德路62号新址，仍称摩西会堂。现为“犹太难民在上海纪念馆”。地址：长阳路62号。
拉希尔会堂和阿哈龙会堂
20世纪20年代，先后由沙逊和哈同捐款兴建两个会堂。一所为现在陕西北路500号上海市教委内的拉希尔会堂。另一所阿哈龙会堂，原址在湖州路42号，现已拆除。
北京路会堂和博物院路会堂
根据记载，北京路16号曾有一座犹太会堂，俗称“北京路会堂”，早已拆除。新址：北京东路40号。在原博物院路上的一所犹太会堂，现已拆除，改建为文汇报大厦，新址：虎丘路50号。
百老汇会堂
百老汇路会堂因开拓路面，部分已经拆毁，部分改作居民住宅，尚有遗迹可寻。地址：大名路125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