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样性丰富生活,多样性导致摩擦。德国目前正进行着许多改善移民融入状况的努力,语言和教育是通往成功的钥匙。
作者:雅内特•沙扬 (Janet Schayan)
8 月初,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罗马人皇帝厅(Kaisersaal des Römers),它600多年以来一直是市政厅。从前,这里在选出德国皇帝后总要举办奢华的加冕宴会。如今有300位法兰克福人接受融入事务负责人纳尔格丝・埃斯康达利-格林贝格(Nargess Eskandari- Grünberg)的邀请,也是为了庆祝一个决定,不过是一个逐渐公民化的决定。他们在过去几个月中成为德国人,这对有些人而言是重要的一步,对其他人则是实用的一步。女市议员称赞这是“信任德国的标志”,她本人也有着伊朗血统。“我在这里找到了新故乡”,IT顾问让・泽西内尔(Jean Zecchinel)表示。他出生于巴西,9年来一直生活在德国并打算留下来。那么干嘛不就变成德国人呢?“对我而言,许多事情因此变得简单了”,应燕君(音译)希望如此。她来自中国,在德国攻读了建筑学。和这两位一样,2007年德国共有11.3万外国人入籍,其中大部分都来自土耳其,足足占到了四分之一。 (右图:德国的有移民背景的人们,来源:magazine-deutschland.de。)
在统计学上,这些“新”德国人属于“有移民背景的人群”,与所有自1950年以来移居德国的人及其后代一样。据联邦统计署统计,德国总共有1510万有移民背景的人,约占人口的五分之一,且有增加趋势。另外,他们当中的外国人不到半数,790万人拥有德国国籍,占大多数。这个不断成长的大群体对德国社会的面貌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给它打下了烙印,同时又在改变着它。“我当然是德国人。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我来自土耳其,会根据我的喜好来过我的生活”,记者比兰德・宾居尔(Birand Bingül)在《时代》周刊上写道,“非此即彼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政治的重点主题
“移民背景”这个概念碍手碍脚,不光是父母为伊拉克人的新闻节目主持人顿嘉・哈亚利(Dunja Hayali)不喜欢。她在柏林的多元文化电台的一个采访节目里说:“我几周来一直在 考虑怎样才能表述得更好,但是至今还没想出来”。来自移民家庭的人?非德国血统的人?也许可以吧。尽管如此,“移民背景”这个字眼在德国媒体中是耳熟能详的,因为在过去几年,融入这个主题日益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在经过多年的被忽视之后,如今已经成为内政重点之一。德国的移民其实早在上世纪50年代末就已经开始了。
在德国许多中小学班级中,德语成绩差的移民子女不仅占大多数, 而且甚至可能达到近100%。目前还存在许多移民都没有解决的个人认同问题、归属问题、作为外裔德国人的被接受度问题,还有德国社会对移民有多大开放度问题。公众就价值观和头巾问题曾展开过讨论,还有成片的街道中所有卫星天线都调准了接收土耳其电视台的信号,因为那里的人对德国新闻不感兴趣或者反正听不懂。日常生活中也存在歧视移民的现象,很小的、下意识的 行为,但足以刺痛人,还有那些无耻的行为,更令人伤心。概而言之,移民和德国人之间有许多并存,但少有共同生活。当然并非所有东西都是黑白分明,中间色调还是主调。这些问题也是所有移民社会都会出现的。但是没人能否认移民的融入问题是一个尚未解决的政治和社会任务。
联邦总理安格拉・默克尔至今已经召开了两届融入峰会,制定了国家融入计划,包括400多项语言促进、融入课程、文化和体育项目等具体措施。在德国伊斯兰教联席会议上,内政部长朔伊布勒定期与这个在德国两大基督教派之外的第三大宗教团体的代表开展讨论。目前正进行着许多努力,但至今都还无法影响统计数字:联邦政府融入专员最新提交的《外国人形势报告》(Bericht zur Lage der Ausländerinnen und Ausländer)也得出结论,移民家庭的儿童和青少年“在各级教育体制中的教育参与度继续降低”。以数字来描述,即40%拿外国护照的青少年都没有受过职业培训,只有8%的人拿到文理中学毕业证书。在没有合格职业技能的成年人当中,比例最高的是土耳其裔人,高达72%。
成功的移民
但恰恰是语言和教育是获得归属感,获得职业成功,简而言之是融入社会的钥匙。来自移民家庭的许多外国人或者德国人都事业有成,这当中教育和出色掌握德 语往往都起到重要作用。不用费多少时间,就可以找到德国社会中有移民背景的人士身居要职的例子,尤其是在文化界、传媒界、政界和体育界。泽姆・奥茨德米尔( Cem Özdemir)预计今年11月将成为首位来自移民家庭的党主席,这位被指定为“绿党”新主席的人很喜欢自称为“安纳托利亚的施瓦本人”(anatolischer Schwabe)。2004年以来,另
一个土耳其裔德国人也跻身基民盟联邦主席团:他是 来自柏林、1961年出生于土耳其的议员艾米尼・德米尔毕肯-魏格纳( Emine Demirbüken-Wegner)。在创意产业界,恰恰也有许多这样的歌手、演员、记者、主持人、制片人、作家和喜剧演员。不过到目前为止,在各行各业中获得成功的非德裔群体增长缓慢,他们当中堪称典范的,例如,经理人米拉格洛丝・凯拉-林德曼(Milagros Caina- Lindemann),她4岁的时候和西班牙裔父母来到德国,还有企业家布伦特・乌祖纳(Bülent Uzuner),他父亲曾在不来梅的一家造船厂做过焊工。凯拉-林德曼入主过一家MDax上市公司董事会,如今是德国铁路集团的“集团领导层负责人”,乌祖纳则领导着一家经营良好、拥有1100名员工的软件公司。(上图:融入德国,来源:colourbox.com。)
柏林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莱泽尔(Ulrich Raiser)曾致力于研究“成功的移民”问题,他所说的成功并非指出名,而是在德国教育体制中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在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是,对于成功者起到关键作用的是父母,他们给了子女“你们要有所作为”的想法。不过,恰恰是土耳其移民这个庞大群体绝大部分都来自“远离教育的阶层”,他们并不觉得这样的想法理所当然。政界和全社会到目前为止也很少施以援手,提供支持,而是听任他们自行发展。
动员教育和职业培训领域的一切力量
令许多有移民背景的职场成功人士气愤的是,通常只有“融入失败者”的负面形象能在媒体中找到一席之地。“像我这样的正常情况不会出现”,居尔培利・阿塔莱( Gülperi Atalay)说,现年26岁的她在柏林学习法律。“在有些土耳其家庭中盛行的想法是女孩子不需要接受好的教育”,这位未来的律师说。而她的土耳其父母则希望她中学毕业读大学。当自己的父母不支持时,也的确有教师、同学父母或者邻居站在移民孩子这边,绿党政要泽姆・奥茨德米尔就是这样的情况。因此,“动员教育和职 业培训领域的一切力量”也就成了融入专员玛利娅・伯默尔(Maria Böhmer)的名言。没人能完全指望碰到和善的邻居或者是尽心尽力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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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外交部在联邦外交部长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的领导下主要通过文化和教育外交政策的途径大力推动全球范围内的文化间对话和交流。早在2002年,外交部就将“与伊斯兰世界对话”作为其政策的一个重点并设立了现名为“文化对话专员”的职位。现任专员是海德龙•滕佩尔大使。这一对话的目的是加强“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理解、在以伊斯兰教为主导的社会中促进社会内部的多元化并减少针对西方的成见和敌视。外交部每年为这些项目和交流活动提供的资金约为400万欧元。这项资金主要通过文化和教育外交政策的中介组织如歌德学院、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和对外关系协会加以利用。对话工作的重点包括学校和教育领域以及青少年工作。另一个侧重点是支持举办有助于在以伊斯兰教为主导的社会中展开内部讨论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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