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未尽的任务
欧洲建设是联邦德国建国第一天起就确定的目标：将在联邦共和国的周年纪念日欢庆德国的欧洲化
作者：克劳斯•哈佩莱希特
德国，无论它在哪里，也无论人们想怎样定义它，有一点它肯定不是：位于欧洲心脏的固定的核心国家，这样的国家就像--人们非常愿意摘引的--神话般的橡树， 经受住时间的风暴，伸向天空、扎入土地。德国不是这样的，即使是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也不像一块漂石，千年之久地端坐在欧洲大陆中心。德国更多的是各 不相同的元素、部落、城邦或修道院等松散联结的联合体，通过国王与皇帝选举制度、帝国议会与帝国法庭艰难地维系在一起，也可能因此，它才这样充满活力、富 有抵抗力。
后拿破仑时代的德意志邦联在存在了52年后崩溃于普奥战争中。首相俾斯麦的大普鲁士-小德意志的“帝国”闪耀了数十年之久，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战 争尤其源于其成问题的存在：不够强大难以统治欧洲，又不够弱小难以融入西欧文明国家的联盟中，最后，还不够自信，不敢对君主立宪政体进行民主改革。帝国持 续47年，直到它卑微的终结，魏玛共和国抵住了它的敌人达14年之久的攻势，而“元首”的“千年帝国”在12年后就下了地狱。
60年的联邦德国，与我们历史的慢性无序和令人窒息的变化相比，是一种奇迹般的稳定。而60年欧洲的和平才真正是一个奇迹，我们的大陆能在2000 年的纪元中第一次遇上这样的奇迹，这要感谢两个世界核武器大国之间的“威慑平衡”，以及他们领导人的值得信赖的理智，同时也尤其要归功于德国通过融入欧盟 以及大西洋联盟而获得的安定。
关注欧洲
欧洲建设是联邦德国建国第一天起就确定的目标，而且直到今年60周年也还是如此，但是，今年的60周年也是大危机之年，对欧盟而言可能是拉力试验之年，欧盟机构的可承受度、对任何形式贸易保护主义的抵制、欧元的稳定以及尤其是各成员国之间的团结有待经受考验。
20年前，第二个社会主义的德国并入更大的联邦共和国并非像某些保守的仇恨宣扬者试图说服我们的那样，是“重建俾斯麦式德意志民族国家”。感谢上 帝，真不是这样的。首先允许怀疑，俾斯麦的“第二帝国”是否符合按照法国大革命模式而建立的“民族国家”的理想（这一模式可能仅实现了惟一的一次：即在法 国自己那里）。
没有普鲁士就没有俾斯麦国家，盟军在1947年大笔一挥把普鲁士给消灭了，这是因为他们认为普鲁士是德国军国主义-民族主义大国野心的庇护所。在这 点上，他们绝没彻底弄错（虽然我们希望是这样），只要想一下普鲁士贵族阶层与德意志民族反民主的抵抗势力的紧密纠缠，想一下他们对“元首国家”的无条件投 降。相反，最新的研究表明，贵族社会的全部男性成员中有远超过一半的人是纳粹党或其某一个分支组织的成员。“在那一边”，即另一个德国，随着苏联军政府对 地产的没收，容克阶层被永久地剥夺了占社会主导地位所需的物质基础。
属于“欧盟”，是民主德国并入“代表整个德国的”的联邦共和国的一个基本条件，法国同意德国统一的态度也取决于此。还有：法国总统弗朗西斯•密特朗 冷漠又清晰地告诉他的朋友赫尔穆特•科尔总理，他希望通过建立一个经济与货币联盟来加强德国的融入。此时，任何犹豫都帮不了始终在为他们神圣的德国马克担 心的德国人。但是，他们还是成功地引入了如此严格的“欧元国家”圈接纳标准，以至于他们自己在达标后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另一方面，他们确保了欧洲中央银 行（严格按照德国联邦银行模式）政治上的完全独立性，这主要是法国作出了一个重大让步。
希望的庇护所
但是，德国人对他们所钟爱的德国马克被欧元取代还是有些胆战心惊，这多少受到了社民党的联邦总理格哈德•施罗德（他曾经说欧元“早产”）的怀疑论的 推波助澜。但是，2001年12月31日至2002年1月1日货币转换的那一夜，出乎政府官员和公民的意料，成为了一个自发的全民节日：突然之间，德国 人、法国人、意大利人、比利时人、荷兰人，尤其是卢森堡人重又发现这个欧洲还始终是他们的希望所在，虽然在政治日常生活中，布鲁塞尔成为了各国政府的一切 错误和薄弱的大替罪羊，并被牢骚满腹的民众贬损为刁难型的技术官僚统治。
突然之间，所有人尤其是德国人重又发现，欧洲建设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它是专制政体和二战的数百万上千万死难者（无论他们是牺牲在毁灭性的集中营，在 前线，在遭受狂轰滥炸的城市中，还是倒在筋疲力尽的难民大军中）留给我们的。光是警告说“永不要再有战争！”是不够的。对于从前苏联帝国中解放出来的人而 言，加入欧盟是一个光辉的目标，这不仅仅是因为加入欧盟能为经济带来好处。对于他们而言，作为逃避全盘归化的内心庇护所，“民族”的概念似乎保存了某种清 白。他们不再像西方战后几代人那样，有同样迫切的愿望，去建立欧洲范围的机构，让这些机构通过共同利益和共同权力的防护墙，使我们免受民族主义和专制思想 毁灭性狂热（如果它们还会再次滋生的话）的侵害。无论是通过一个欧洲联邦还是一个欧洲邦联，抑或通过一种这两个基本元素的革命性混合，正如成长起来的欧盟 把它们融合在了一起：一个国家法和国际法上的新事物，它足够清晰地证明了一体化意志的效率。
如果没有误解的话，那么东欧的成员国也理解要把他们对民族的传统理解与他们的欧洲人身份加以调和。他们知道，早就被侵蚀的“主权”（这是民族国家的核心理念），只有在把权限让渡给欧盟的过程中，才能重新赢回其受限的现实行动能力。
在1949年的基本法前言中写道：“要求全体德国人民在自由的自决过程中实现德国的统一与自由。”两德统一完成了基本法向德国民众下达的这一指令。 肯定不是通过政治家们试图借用来履行他们在言辞上的“星期日弥撒义务”的民族的“擂鼓声”。更多的是通过维利•勃兰特的向东欧开放的“小步走”战略，它开 始几乎不被察觉地瓦解“人民民主的”监控式国家的深密组织。通过赫尔辛基协议，通过进行部分裁军的勇气，由此，“缓和”的意志终于变得生动起来。当然也通 过“欧盟”的诱惑力，它凭借申根协定给与了它的公民（几乎）不受监督的旅行和行动自由，而这正是栅栏后的人们最渴望的东西。
欧洲的扩建
在完成了统一这个“民族”任务之后，坚持不懈地建设和扩建欧洲仍然是德国人的基本义务，这从1945年以来就一直是这样。社民党主席库特•舒马赫在 他被监禁隔离的10年里未理解（也无法理解）的是，德国的民族主义在第三帝国的黄昏中，遥遥无期地以及可能（且最好）永远被烧毁了。他也很难理解民族国家 至少对于欧洲而言，作为一种历史理想被以可怕的方式给反驳了，或者说被终结了。民族国家表明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它最多能够把一个民族的社会生存组织起来， 但肯定不能作为欧洲和平秩序的保证，这是因为它更多的是慢性郁积的冲突的根由。对于年迈的康拉德•阿登纳，人们有理由说，他的政治文化的形成可以远远追溯 到俾斯麦时代之后，他因此对于他所处的时代而言是超前的。这位莱茵兰人肯定没有觉得自己是“普鲁士人”。自然，他的“分裂主义”（人们在背后是这样说这位 在魏玛共和国期间担任科隆市长的阿登纳的）想要的是普鲁士的解决方案，而不是德意志共和国的解决方案。他的视线总是面向西方，这在他自己看来理所当然。最 令人高兴的是，他的欧洲联邦主义与伟大的洛特林根人罗伯特•舒曼（他在那些年决定着法国的外交政策）、北部意大利人阿尔契德•加斯贝利以及比利时社会主义 人士保罗-亨利•斯巴阿克的基本观点相吻合：他们是欧洲创始之父，他们的影响力自然被让•莫内（他在华盛顿战役期间，必须为戴高乐将军的部队提供补给保 证）的理想现实主义远远超过了。
这位来自古老的柯聂克（白兰地名酒盛产地）家族的、充满理性的人物早在停战之前，就与他出色的美国助手们（其中包括后来的副国务卿乔治•鲍尔）一 起，勾勒了欧洲建设的蓝图，这些草案从一开始就把他的法国同胞置于与被战胜的德国人一样的条件之下：这是他果敢的计划成功的关键所在，例如包括共同监管欧 洲的煤炭与钢铁工业，后来还有化学工业（没有这些，是无法发动战争的）。
德国的欧洲化
这位技术官僚的远景与一个“加洛林王族-天主教西方”的幻想没有任何关系，后者是人们强加给阿登纳的。虽然莫内的“欧洲防务共同体”的伟大项目因戴 高乐分子与共产主义人士的后民族主义联盟而夭折了。但是，包括戴高乐，在他重返政权后，他也不再能且不再想破坏《罗马条约》下的欧洲。他极其敏锐地理解， 阿登纳总理把德国多数人与欧洲共同体联结，不只是看作一个政治决定，而且也是一个精神文化的决定。这并非理所当然。托马斯•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 《一个不问政治者的观察》中）还曾鼓动一种致命的迷信，表示西方的“文明”与德国的“文化”概念是相矛盾的，“文化”是阻挠理性“进步”的灵魂的唯一家 园。文学与诗学相对，音乐与戏剧表演相对，民族主义秩序与民主相对。在托马斯•曼早就抛弃了他们的廉价的价值观之后，德国资产阶级的心情还很长时间里脱离 现实生活。托马斯•曼是那个最终写下以下美丽句子的人：使命不在于欧洲的德国化，而在于德国的欧洲化。
德国的欧洲化是我们在联邦共和国成立60周年和柏林墙倒塌20周年要欢庆的内容。我们很清楚地知道，这个任务并未完成。即使《里斯本条约》批准后， 也是如此。鉴于当前的危机，我们比以往更迫切地需要一种经济和金融政府，它必须用一切办法来维护开放的市场和欧元国的凝聚力。当然，我们也需要欧盟共同的 外交与安全政策，欧盟在与美国组成牢不可破的联盟的同时，必须拥有它自己的权力手段。换句话说：欧洲宪法不会等我们太久。
克劳斯•哈佩莱希特
是德国知名记者之一，文学多面手。哈佩莱希特1927年出生，多年担任德国电视二台驻华盛顿记者，S.费舍尔出版社发行人，维利•勃兰特的演说撰稿 人及顾问。他是20多本图书的作者，而且是《另一个图书馆》这部广受关注的丛书的共同发行人。他出生在斯图加特，现生活在法国南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