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投资是指对基础设施和教育的投资。它能够长期提高生产力，尤其对经济发展和就业具有重大的意义：一个国家拥有功能健全的基础设施和接受过良好教育的职工，就可以吸引企业在这里建厂、生产产品并创造就业岗位。但是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起，德国对道路和校舍的投资额明显减少：1970年德国公共投资比率为国内生产总值的4.7%，而到了2007年该比率只占到1.5%。这个投资比率仅仅是其他工业国家的一半：法国、瑞典、日本在公共投资方面的支出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
    宏观经济与经济状况研究所IMK（即：Institut für Makroökonomie und Konjunkturforschung）的金融专家阿希姆-特鲁格(Achim Truger)认为，正是由于德国长期以来对公共投资数额过低，造成了目前一个明显的资金缺口。据他估计，单是在道路桥梁以及房屋等方面每年还需要多投入330亿欧元的资金。这还没有把对教育和科研的投资计算在内。因为按照国民经济核算的限制规则来看，教育科研不属于投资支出而属于消费支出。 但是特鲁格指出，这方面的支出和在基础设施的投资一样，对经济增长和劳动就业起着重要作用。他提出，每年在教育、科研和研发方面的投资需求在250亿到600亿欧元之间。
    资金需求摆在这，可是钱从哪里来呢？德国经济政治界讨论认为，加强吸收贷款，特别是高额赋税基本上都不利于经济的增长。不过特鲁格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的结果却不尽然：不同分析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有的认为富裕国家和经济增长之间是相辅相成的，有的认为是相互抵消的，还有的认为两者之间没有直接联系。
    在过去的十年中，欧洲一些小国家的国家支出和德国一样发展缓慢。1998年到2007年间，剔除价格影响西方工业国家的全部国家支出的增长率平均在1％到5％之间。而德国的支出却下降了0.2%。在这样的发展背景下， 特鲁格认为排除了通过大规模的减少支出另外给公共投资提供资金的可能性。
    一些人支持提高净新增债务。这样后代们就会承担目前的基础设施改建的费用。 特鲁格认为这样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他们将会在国家对未来的投资中受益。另外基于不断改善的生产力，许多投资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做到自我资助。遇到的问题是：这种资助方法是违背了《欧盟稳定与发展条约》规则，并且最近还违背了法定的“债务刹车”机制。
    因此特鲁格认为，必要的投资必须最大程度的由较高的税收来提供资金。虽然德国经济主流的许多代表对此并不认同。实践经验证明，家庭中重要的经济决定——工作多少或是储蓄多少——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较高税收的影响。即使是企业对此反应也不是很大。经过国际对比，在德国与财产相关的税收是处于平均水平以下的——例如遗产税。 特鲁格认为德国还有更大的税收收益潜力。
    但是这种可能性受到了政治阻力的威胁。早在科尔政府时期就开始实施一个系统性的国家倒退重建，这个政策被红绿政府延续了下来：降低税收、富人和企业得到了超出平均水准的好处，这就造成了税收损失以及支出减少。“议程2010”修改了福利社会国家这点。 特鲁格担心，看来即使是金融市场的危机和全球通货紧缩也不能使德国政治转变到一个膨胀的方向上。

资料来源：汉斯-博克勒基金会
编译：刘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