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期间，我为海格尔收藏成功地建立了初步完整的卡片索引资料。我采用了最简单的索引形式：木箱里的每一件东西，也就是每件独立的物品，都被编了号并为之建立了一个大型卡片，上面记载了我对实物的临时性初步描述。这样，我可以问心无愧地骄傲宣布，我们拥有近千件由那位哲学家亲笔书写的手稿。这些手稿，其内容差距之大，从涉及到最日常琐事的小小便条到洋洋大观的哲学手稿。仅仅是这些手稿的存在就足以引起专业界的巨大震动，其内容的震撼力则将格外惊人。一旦我们逐步获得我们在专业研究领域应得的地位并积极参与一般文化界的活动，我们将打出多张王牌。比如在五号箱里的到目前为止不为人知的图像，包括素描，达盖尔银版摄影 及普通照片。在画像里最突出的是一套十二张的老年歌德的大型铅笔肖像画。这些画像带有签名，系出自我们的哲学家之手笔。

老年歌德应该好像实在给他非常年轻的崇拜者坐在那里当过模特儿。画家以技巧繁复，真实无情的现实主义手法，描画了一副布满皱纹，长着大粒的斑疣以及出现了其他皮肤老化的面容，仿佛属于一位老醉翁。即使是诗歌之王白眼球上的枝丫密布的小血管他也没有放过。在歌德传记研究中，人们通过歌德给哲学家的母亲的一封信知道这些肖像画的存在。不过它们却历来被认为已经丢失。而今，它们却得以重见天日。我们的民族诗人以幽默的笔调注解道：他被画家“琐碎而细致地完全依据其不扬的本来面目”画了这幅肖像。对此，今日的观察者一定会敬畏而惊讶地加以肯定。然而，每幅肖像不止是丑陋得逼真，还可能通过这一系列作品逐渐造成某种持续的印象，即这位魏玛神人怎样越来越多地失去了其男性气质，在最后一张注明日期的画像上其面容已十分女性化，这种女性化的表现方式是有失体统和不自然的，但同时又令人感动。

到目前为止，除我之外，我的朋友福尔克马尔是唯一详细地检查过五号箱的技巧绘像，那些达盖尔银版摄影和普通照片的人。玛丽琳•海格尔太太只是在最初那次和我们一起到过地下室，对这些匆匆瞥了一眼。她用因夹杂着方言而令人喜欢并不时出现富有创意的错误的德文，因哲学家照片集的内容称之为“猪猡”。三分之二的照片是表现哲学家自己的，并且都摄于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年间。无论是坐姿或站姿，他都摆着姿势对着照相机；为了照片清晰，他得保持不动，这到最后都没有使他感到困难。即使是已经摄于他临近死亡时的最后几张照片也是如此，好在这些照片上面标有明确的日期。他以过分明亮的老人眼睛和保持不变的凝视表情看着我们。哲学家每次都穿着一件紧窄的外套，带着上过浆并耸起的衣领，从来没有忘记手得上镜头，不是以优美的姿势将它们放在身上，就是让它们拿着一支笔。

第二类遗留下来的图像表现的总是一个裸体，一个非常肥胖的中年女人。她总是躺在那同一张铺着刺有土耳其图案的东方毛毯的长沙发上。多数时间她把头放在一只手上，所有的指头都藏在茂密而卷曲的头发里。严肃而微笑地瞪着照相机镜头，看着后代的眼睛。我猜想，玛丽琳•海格尔太太在地下室暗淡的灯光下也认出来了，是谁在这里看着我们。福尔克马尔觉得那些家族成员相似得惊人。我的朋友以他特有的坦率方式告诉我，第一眼看去，海格尔家族女人的特征，不仅仅是五官，还有体形的形状细节及基本结构历经百年都没有变。

我并非梦游者，却具有某种程度上的梦游失眠症，驱使我夜里沿着博物馆的楼梯走上走下。在陈列大厅里，忧郁的过度清醒使我障碍滑雪般地围着陈列柜急转弯。无休止的冥思苦想使我昏昏入睡，外在感觉的背景完全变黑。直到敲击再次把光线带入我的昏睡黑暗中。直到我听到这些叩击，那处于接近关闭状态的眼睑缝隙才又张开。然后，我才可以辨认出自己又到了什么地方。我总是首先看到我的手，它还在敲打着一两个节拍。街灯的光线从地下室的窗口射入，我看见自己的手指关节在七号箱的盖子上叩击。即使如我，这个总是自以为五音不全的人，也可以只是通过其节奏，模仿一阕简单乐曲。福尔克马尔喜欢唱歌，并具有美妙的歌喉，整个少年时代都在浸礼会吹奏小号，如果他知道这首乐曲，就会听出我通过敲击木箱奏出的有关乐曲。然而，他不知道它，因为我将七号箱的内容甚至对他也秘而不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