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韦贝尔（Anne Weber），德国作家、翻译家，1964年生于奥芬巴赫，1983年到法国巴黎索邦大学学习法语和比较文学。1989年至1996年先后供职于不同的法国出版社，在此期间她将德国当代作家的作品翻译为法文出版。自1998年开始发表自己的作品，先以法文出版，之后又译成德文。作品主要有：《伊达发明了火药》（1999），《创世伊始》（2000），《第一人称》（2002），《访赛伯洛斯》（2004），《嘴里的金子》（2005）。曾获得海米托•冯•多德尔文学奖和3Sat文学奖（2002），安妮•韦贝尔还曾获得“德国文学基金”赞助，到瑞士小城比尔一家假牙制造公司体验生活，后写就散文集《嘴里的金子》，《敞开式办公室》即摘自该书。安妮•韦贝尔的作品诙谐中见严肃，兼具批判性和哲理性，擅长于以自我中心式的联想表达对事物的看法，正如其所言：“我在写作中任由语言引领，祈望它将我带到从未去过也从未有人去过的地方”。

    有时是一片寂静。一个男人推着清洁车穿过写字台，把废纸篓里的东西倒进车里。许多窸窸窣窣的声音，从容不迫的交谈声、低低的呼唤声、嗒嗒的键盘声、叹气声和手机彩铃声织成一天。每一套半人高的办公桌椅上都漂浮着一个脑袋，有时候这个脑袋的主人会将它抬在空中穿过走道。颇令我欣慰的是，我现在也成了这些漂浮着的脑袋中的一个，我也可以分享这种透亮、纯净、井然有序的生活了。我很高兴这些脑袋及其所属的身体都有名有姓，叫瓦尔特•韦尔穆特，劳拉•利波利斯，贝尔纳•古吉斯贝格和马尔库斯•布吕姆利。都是些好听的名字，任何一部小说用这样的名字都会备感荣幸，而且不必再搜肠刮肚去取名也是件好事，因为小说家已经来过这里，已把他书中的人物分布在这座楼里，给每个人安排了一张时尚的写字台和一把转椅，然后任由他们自己去完成以后的事情。我在这有限的自由空间里与他们相遇并向他们建议——尽管他们显然并不需要谁来照料他们——让我来关心与了解他们的生活，把自己的视角提供给他们做训练场地，从他们在房间里的穿梭来去中去认知一个行星体系、一场磨练耐心的游戏、一幅每天由不同线条交织而成的图形，并用话语把它们固定下来。
    敞开式办公室正如几乎所有的东西那样来自美国。唯一不是来自美国，而是来自欧洲的是美国本身——无论如何很大一部分如此，尽管美国人不肯承认这一点。迄今为止，我只在欧式的小兔子窝办公室里呆过，在那里面可以最多只用转一次身，也就是为了拿起帽子辞职走人。现如今我却坐在了美国式的敞开型大办公室里，哪怕这办公室只位于瑞士一个很小很小的世界大城市之中。这种情况把一切重新镶进人目力可及的范围。柜子里排列着牙齿模型和塑料假牙，象牙色的、马蹄形的、装在纸箱里的一排一排的牙齿，有上下颚分开的，也有上下颚连在一起的。右手边有人咬了一口苹果，除一丝好看但转瞬即逝的牙齿咬痕外便只剩一下轻脆的咬声。
    我桌子上两边都还空出不少地方，有人问我是否可以把《炒蛋》放在上面展示。这幅《炒蛋》有蓝和灰两种颜色，一点儿都不像炒蛋，倒像一个放在非常时髦的蛋碟里的巨大的生鸡蛋或煮鸡蛋，搅在里面的馅也不是蛋卷馅，而是填补牙齿的填料。
    一次有人从南美洲带来自己会动的豆子，于是超现实主义者们争论不休，不知是应该探究这一与寻常豆子禀性不同的突变的缘由好呢，还是根本不要去追根究底，以便可以更好地猜测为什么豆子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是诗人的问题，在这牙科部门里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是否应当使用强力迫使事物保守它们的秘密呢？人们也许会想，这个世界已然有足够多的秘密了，所以没什么必要再去人为地增加秘密。另外，那些解释啦说明什么的，比如自然科学类的，为破解秘密所做的贡献少得出奇。
    我还没见过公司经理，不过对我来说没什么理由怀疑确有这么个人存在。要是人们对凡是没有见过的东西都表示怀疑，会导致什么结果呢？恐怕无论如何绝不会到一个敞开式办公室来。
    就经理而言，情况大概是这样，就是说人们甚至可以摸得着他。我相信我这样说肯定没错：就算我没有见过他，但一些别的人是见过或者碰过他的，而我没有理由不相信他们的话。况且，对怀疑论者来说，提出“真的有经理吗？”这样的问题也不是那么容易。显而易见的是，要得到许可进入一个敞开式办公室甚至于进入人的社会，必须具备某种原始信任，幸好它差不多是与生俱来的。
    背后一个喉咙动过手术的人发出的非人间的声音钻进我的耳朵。我知道这是谁发出的声音，没有回头。也许是出于礼貌，人们一般都不谈论这种事，就好像一个人具有机器人那样的声音是世界上最理所当然的事情。每个人都在自己对付心里的恐惧，那个发出机器人声音的人和与他相遇的我们都是如此，最后恐惧逐渐消退，只剩下一丝不安、喉咙里发痒、暗自脸红。恐惧为坐在敞开式办公室里的人们所消耗和驯服，在共处一室所享有的安全感中消融于无形。身后又响起一声那发不出声的人弄出的声音。这声音在办公机器和计算机低低的嘈杂声中已不那么刺耳。房间里这时的气氛既不是同情也不是恐惧，而是无言且不声张地把人的声音还给那无声的人。
    在敞开式办公室里打电话多半用英语。人只要一说英语，立马就变成了平易近人的、一切尽在掌控之中的美国人，所以上语言班的确是很值得的。我们每个人身上或许还都藏着一个典型的日本人，这人正等着我们学习他的语言，好从他那温柔的睡美人般的沉睡中苏醒。罢了，我们先让这些异国的人们酣睡一会儿，来谈谈世界革命吧，尽管世界革命看来不大可能从一个瑞士的敞开式办公室中爆发。赫伯特•阿赫滕布施 曾说过，只要还有高山，我就不相信有公平。这样看来，在瑞士比别的地方更不公平。当然他也可以这样说：只要还有普照人类的太阳，我就相信有公平，在初春的日子里，阳光不正像温暖干爽的手在抚摸我们的头发么。这对于我们几乎遍布全球的经济制度而言或许已然太公平了。况且，要不了多久，尚存的大自然还有公共道路和场地也将私有化，广大民众将暂时被剥夺他们迄今为止起码免费享有的这一切。到那时，我们若想再时不时地享受一束阳光或抓住一滳雨水的话，恐怕要用更长时间攒钱才行了。月球已经被划成方块等着出售，难道真的还有什么可以阻止人类把太阳也拿来卖钱吗？世界革命已经退到越来越远的地平线那边去了，可以预见，这地平线本身不久也将落入资本家的手心。革命意味着旋转。可是迄今为止只有过三百六十度的旋转，一百八十度的旋转则从未成功过。
    在这个敞开式办公室里可没人在意什么颠覆，人们关注的是人的牙齿。每个人都有牙齿，至少曾经有过。于是牙医市场便扩展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而且这个市场还源源不断地受到其他市场——比如说小熊糖市场——的促进，所以越发财源滚滚。然而出于道德理由，人们从不把小熊糖生意和牙医生意扯在一起，尽管从管理技术上说本来有些好的论据支持这类合理化措施的，就像军火工业和战后重建多半由同样的人经营似的。军火、烟草和酒类产业也完全可以同制药业合并，并且再进一步——在医药卫生业彻底私有化之后——也同后者合并。就此看来，最终世界上将只有两个巨大的康采恩存在，一个垄断破坏业务，另一个则垄断修复业务。而且，虽然它们是如此地唇齿相依，然而依照市场规律，其中那个更强大的迟早将把那个较弱的呑掉，到那时，资本主义的末日也就到了。
    两个人同时打了个喷嚏，这也许是常会发生的事，但在一个敞开式办公室里则几乎从未有过。顿时从各个角落发出一片德语和法语的“保重”声 。我不知道为什么在人打喷嚏时，任何一种语言里都有人们熟悉和常用的回应语，而面对人的其他非常态脸相尤其是哭泣，却几乎总是束手无策。
    一个满脸胡须的物理学家——是个社会民主党人——走进了敞开式办公室，一束阳光正好射在他身上，造成教堂里的圣像那样一种令人迷惑的影像。不过他也许并不信仰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他告诉我，每种液态元素若要凝固都需要一点脏物，没有这点脏物液体就无法凝固。他说，太干净的水并不是在零度结冰，而是要到零下五十度才会结冰，无论如何理论上或太空中是如此，因为，为了证明其言不谬，干净的水就不能盛在容器里，而是必须没有任何限制地在太空中自由飞翔，因为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任何容器的壁对于水都是脏物。当然，自然科学家们也不是一贯正确。不过人们还是会问，在干净的瑞士，冰点是否会比其他国家更低？无论如何从理论上看，也就是说，假若你想象瑞士的水独自在太空中流动，是否就是这样呢？
    在阿舍－梅塔尔（灰尘和金属）公司，从百叶窗射进来的阳光把公司职员们——不论他们在哪一层工作，甚至可能连经理本人在内——映照得全都像是穿了囚服。在好天气里唯一不穿这种条纹制服的，是那些地下室里在灯光下工作的工人。
    为了走在过道上时能够互相辨认，我们全都在领口或毛衣下摆贴边上别着有自己照片和名字的标牌。在这小小的蓝色标牌上还可看到一行手写体的“We care personally”，就好像是每个人自己写上去的似的，这句话大约可以有如下意思：“我们亲自为您提供关照”，或者“您的请求或命运我们感同身受”，或者“您可以得到个别服务”。这句话是朝对面还未看清楚的人所说的，这就显得十分友好，当你想到几乎每个人都很愿意得到别人的关心和照料时尤其如此。这句英语说法使人在提供关照时表现得更落落大方，而这一点一向是人人都喜欢的。
    在敞开式办公室里工作的人们似乎无论面对什么情况都知道怎么处置，这一点很令人羡慕。这并不是因为所有事情都由上级决定因而无须他们操心，而是凡在他们掌控之下的事情，他们都能根据专业知识和经验无需犹豫就自己做出决定。这种成竹在胸的状态令人安心，并由此而使他们获得仿佛是一种内在的依靠那样的东西。他们不论做什么都有明确的目的。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也不自觉地表现得好像真的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似的。
    我今天同物理学家谈的是有序与无序并知道了金属也可以被耍，也即把金属熔化以打乱其原子结构次序，这时再经过一道特殊工艺使之急速冷却，于是金属在其内部次序尚未恢复时便已凝固。通过这种方法，金属被迫长期保持人们有意造成的混乱状态。很可能在我的身体内部起初也曾有过清晰的次序，但这次序后来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出于不可知的目的给打乱了。于是我别无选择，只得与这混乱为伍并且还表现得似乎在我身上向来就是如此散乱无序一样。
    三月底的一天早上，一只复活节巧克力兔子站在了我的写字台上：热量单位2320卡，又长又大的双耳连在一起。兔子身上有一条细细的线沿着背脊经过鼻子一直连到下面的前爪：像人一样，复活节兔子仿佛起初也是由两半组成，只不过是人生来注定要用一生的时间去寻找那缺失的一半，一生都在追求那丢失的完整，而复活节兔子却可以经过工厂的制造把两半身子合在一起。在几千年的时间里人也没能做到这一点，不仅如此，宙斯所威胁的、《会饮篇》中可读到的人会遭到再次被分为两半——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总共被分成四瓣——的命运 。如果是那样的话，依照柏拉图（和达尔文）的理论曾是四脚着地的动物的人，就只能靠一条腿在大地上蹦跳了。桌上的复活节兔子令我想起一位朋友，在他的书桌上长年趴着一只刺猬，这只刺猬使他无法把一本极其重要且为读者和书评家们迫切期待的书写出来。我那朋友在其不幸之中也还算幸运：本来也可能是一只食蚁兽或一头犀牛站在那儿的。由于那只刺猬不肯让道，结果他不得不放弃那本极其重要且备受期待的书而去写另一本极其重要且很快便同样备受期待的书，而那刺猬则成了后一本书中的主角。鉴于虚荣心是一种传布甚广的品性这一事实，人完全有理由自问，为什么每一个作家的书桌上没有坐着一位想成为他书里的中心人物的人呢。也许根本还没有人想到这个主意，那么我提出的这个问题就会吊起那些很想成为被描绘对象的人——由于我的读者不多因而他们人数有限——的胃口，这些人自己又会去吊别人的胃口或者是落座于某张书桌。要是在每个作家面前都坐上一个有血有肉、即将成形的书中主角，作家们还不得咒死我。复活节兔子很快就被吃光，于是我的桌子重归干净与空荡。
    敞开式办公室并非仍然“有序”，它就是秩序本身。其间我对如今的劳动世界产生了一个想法，并且我坚持这个想法。我知道什么是剥削、失业、社会关系紧张和大规模裁员。但是我不得不惊讶地发现，我现在充分面对的现实拒绝证实我先入为主的想象。相反，它向我呈献的是一个光明的世界，鉴于那些众所周知的存在着的现状，这世界恰以可笑的方式令人不敢相信它的存在。所以我以前不相信它也是对的。如今，因为已用实例加以检验，所以尽可以清楚而响亮地宣称：现实是个不可靠的家伙，它总是经久不变地从我们那可怜的感觉器官旁边迂回溜走，最终与我们拥有的图像一张也对不上。最后现实大概也厌烦了总是被用刺眼的颜色描画在影院幕布上，所以它就塞了一张转椅在我身下并把我推进一种平和、纯净、令人心满意足的生活。
    领带是个稳定因素。谁若是脖子上系着领带，就不会东摇西晃：这条笔直的布带会让他一整天都保持笔挺。当然这种平衡并不能获得长久保证：领带的箭头无情地指向其佩戴者终将归去的方向，也就是地下，那是他或迟或早必将消逝的地方。
    阿舍－梅塔尔（灰尘和金属）公司的经济状况好极了，但愿这不是什么企业秘密，而是一个尽可放心由我向世界宣扬的好消息。这消息可以在公司内部报纸上看到，上面除了销售百分比数字之外，还有一些粗黑箭头令人高兴地指示着向上的趋势。旁边画着一些涨鼓鼓的、半开着口的口袋，里面的金币直往外流。望远镜代表预测。那计算机里是不是也准备好了一个破产的象征呢？
    公司内部报纸的第三页和第四页上登着一篇采访文章，那是我对我自己的采访。一只很大的彩色蜗牛被挑选来作为我和我的工作的象征。
    每天晚上，当有人第一个站起来准备回家时，还没走的人便会向他道别，“再见”、“走好”、“回头见”，法语和德语的告别词一声接一声响起，顺序总是稍有些变化。然后下一个人站起来，于是剩下的人们中又响起轻轻的、略带疲惫的由一个接一个的告别语组成的和弦，其中——视说话人专心工作的程度而定——有的只发出一声含糊不清的嘟哝声，这组人声和奏随着日光逐渐昏暗也愈来愈弱。最后一个人无声地站起，没有人向他告别，下班后的寂静笼罩着孤零零的桌椅，他在这寂静中迈着从容的脚步走向大门。
    每天下午都有一个很大的废纸篓被放在清洁车上推过大厅，我们每个人的红色纸篓里的东西全都倒在这个大纸篓里。或者说是，一个漫长的红色下午被从一个纸篓到一个纸篓地推着穿过大厅。又或者说是，一个个下午被倒空在纸篓里，在那儿扮演它们那红色的、自己独有的角色。
    今天，一场雷雨已在天空中酝酿了很久，隆隆的雷声——有谁会惊讶呢——也会说瑞士德语，它响亮地打着卷舌音—— r轰然滚过汝拉山脉，以它那山地农人浑浊低沉的嗓音宣告判决，或许那就是经理的声音，在此时突然响起，因为对于他的公司、对于阿舍－梅塔尔公司的品格、对于公司的image（形象）以及对于challenge（要求）和input－output（投入产出）体系我至今未能胜任。 就连那滳挂在窗前绳子上正被晾干的水珠您都整不明白，我听见他在说。还有，您究竟把那金子，我们公司那纯净的、无比珍贵的金子带到哪里去了？

 

安妮-韦贝尔  著　

郑冲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