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个出生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的少女来说，希望和绝望常常只有一线之隔。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在1944年4月9日写道：“总有一天这场可怕的战争将烟消云散；总有一天我们将重新成为人而不仅仅是犹太人！”那时她14岁，已经和她的父母、姐姐还有其他四个犹太人一起在阿姆斯特丹的一个密室里躲藏了近两个年头了。如果安妮•弗兰克还活着的话，今年6月12日将是她的80岁生日。几乎所有读过她那部举世闻名的日记的人都相信，她长大了一定能成为一个名作家。（右图及左下图：安妮在阿姆斯特丹曾经藏身的房子，来源：picture alliance/dpa。）
    他们的藏身之处狭小、压抑，而且被发现、被出卖、被驱逐和在纳粹集中营里被杀害的恐惧无时不在。面对这一切，写作常能给她带来一点慰藉。“现在最让我感到欢喜的是，”安妮在1944年3月16日对自己想象中的密友基蒂倾诉道，“起码我还能把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写下来。不然我肯定会被彻底憋死。”稍后，她记下了自己长久以来的最大理想，那就是“先当一名记者，然后成为一个有名的作家”。
    日记中的一切都是她用真心写下的，包括对死亡的恐惧：“英国电台提到了毒气室。我的脑子一下就全蒙了。”特别是世界各地的青年人会被安妮的日记深深地打动——虽然他们最初接触它可能只是在课堂上的必读物。“然后我可真的是一口气把它读完的，”很多来到位于阿姆斯特丹王子运河大街（Prinsengracht）263号的安妮•弗兰克博物馆（Anne-Frank-Museum）参观她曾经的藏身之处的观众们这样说。
    只要听听今天的青年人是怎样批评那些缺乏理解能力的成年人就会知道，进入安妮的思想世界即使是对于他们来说也并不难：“因为我们远比他们想象的要敏感得多，而且思想也成熟得多。”正因如此，每当意识到日记中的一切都是在生命面临着直接威胁的环境中写下来的时候，读者所感受到的震撼就更加强烈。先是几个月，然后是几个星期，最后只有几天：安妮的日记距离她预感中可能发生的事越来越近。但是对于即将经受的那些现实的残酷究竟会是什么样子，她是无法作出想象的。
    日记的最后一篇写于1944年8月1日。1944年8月4日，德国在阿姆斯特丹设立的情报部门接到了一个电话，而打这个电话的人到底是谁至今没人知道：“王子运河大街263号藏着犹太人。”他们很快就被捕了。1945年3月安妮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Konzentrationslager Bergen-Belsen）离开了人世，距解放的日子仅有几周。母亲和姐姐玛戈（Margot）的死亡令她身心交瘁、万念俱灰，再也没有气力来抵御伤寒的肆虐了。只有安妮的父亲奥托（Otto）得以生还。当年安妮一家忠实的救援者、不久前刚刚度过百岁寿辰的米普•吉斯（Miep Gies）冒死保存了安妮的日记，使它能够流传给后世。（右图： 安妮•弗兰克，摄于1945年，来源： picture alliance/dpa。）
    安妮的日记被译成至少65种语言，有数百万人阅读过它。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在1960年对《纽约时报》说：“在这个充满苦难与不幸的、损失惨重的历史时期里曾有许多人为捍卫人的尊严而疾呼。而安妮•弗兰克的声音最为振聋发聩。”1994年，曾与其他一些反对种族隔离的斗士一起被多年监禁在开普敦附近的罗本岛上的纳尔逊•曼德拉说：“我们当中有些人在罗本岛上读了安妮•弗兰克的日记并从中获得了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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